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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兰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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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博客(201)蟋蟀之趣  

2011-08-08 10:03:00|  分类: 风习杂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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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蟋蟀的往事



民俗博客(201)蟋蟀之趣 - 仲富兰 - 仲富兰的博客


在我国,蟋蟀的行踪恐怕最早出现在《诗经·七月》之中:“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在古代社会,蟋蟀是是农民识别节气的信号之一。后来,才子佳人和幽居深宫的帝后、妃嫔为了驱除无尽的寂寞,遂捉蟋蟀置于小金笼中欣赏,聆听它们美妙的鸣叫。自唐朝天宝年间起,蟋蟀开始被人捕来捉对搏杀,人类欣赏蟋蟀的内容就发生了异化,蟋蟀成为人们的赌具。

上海人玩虫历史悠久,中原文化南播,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北方的公子哥儿携雄奇的北方虫文化来与上海的虫文化交融。其实,老上海最为盛行玩虫的时期,当在明清时期,当时因皇帝喜欢蟋蟀,上行下效,全国玩虫之风劲吹了数百年。上海的七宝因土壤、气候特别适宜出恶虫,故成了进贡名虫、让皇帝老儿龙颜大悦的风水宝地。据说,旧时皇帝点了全国七处县乡进贡名虫,即:山东的宁阳、宁津、乐陵;浙江的杭州三宝、绍兴道墟;安徽的宣城;上海的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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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老儿都喜欢玩虫,七宝古镇的虫又特别出名,于是,以七宝为圆心,上海的斗蟋蟀之风一直绵延到民国时期,抑或绵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革”开始。那个时候还是很环保,很绿色,农田里也没有农药,有利于蟋蟀的生长,上海城区不大,城郊有着大量良田,以及千百年来星罗棋布的无数青灰老宅,每年夏秋之交,蟋蟀之繁盛,只将“蟋蟀迷”们如痴如醉,心花怒放。上海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商品经济十分发达,至民国时期成了全国的金融、工业、文化中心,“蟋蟀迷”们也趁机搭顺风船,掀起了波涛滚滚的蟋蟀经济,乃至形成了兴旺发达的蟋蟀市场。

我小时候,也就是八九岁的时候,见大我一岁的表哥广麒兄,每每捉了蟋蟀就弄到人民广场去卖掉,能挣到钱,先是与广麒表哥说好带我去,回家又和母亲说,我也要去捉蟋蟀,也去挣钱以贴补家里拮据的生活。母亲拗不过我,就同意了。我那时的兴奋与激动是不可名状的,特地准备好一个装油漆的空罐子,特地去买来养蟋蟀的盆子,盆呈桔红色,盆外四围有浮雕式的盘龙;有的是白盆黑盖,盖子正好嵌入盆圈内,盖中央的小洞中串着一个精巧的小金属片,可供掀盖时捏拿……。几个竹节管,还有一个蒙着网眼纱布的捉虫笊篱网,捉虫不能用手去抓,要用一种专用的网。这种半球形的网有一段小竹柄,不用时拿一团包札成球的棉布塞在网内,用时把这一布团拔去。这一团东西的作用就像鞋楦一样,可以使那个网始终保持很“挺刮”的半球形状态,以便用它去罩住小虫。

个晚上一夜都未能睡着,生怕睡过头,广麒表哥不带我去。大约凌晨三点,我们就出发了,就象壮士出征一样,从徐家汇步行到七宝乡下,走着夜路。我个头又小,加之一夜未睡,根本就跑不动路,跟在表哥和几个比我年长的伙伴后面。天还没亮,只听得有伙伴说“到了”,才知道面前是一片黑黝黝的瓜地,可以闻到几分扑鼻的泥土气息,我学着伙伴们的样,也在瓜地里翻藤搜索起来,表哥他们已经捉到好几个蟋蟀了,可是我着急,怎么一个蟋蟀也不见呢?!越急,就越是乱翻,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蹦达的很欢快的蟋蟀,赶紧拿出蟋蟀网,扑上去将这虫罩住,心头上不禁涌动着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与激动。

可就在这时,只听到“来了”的一声尖叫,表哥他们一溜烟地起身就跑。我还在迟疑,什么“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大约有十来个七宝乡下的当地农民,他们手里拿着锄头铁鎝,冲了过来,我刚想跑,却被他们逮个正着。这些“乡下人”逮不到表哥他们,逮着行动迟缓的我,上来就是两个耳光,还踩瘪了我的装备——装蟋蟀用的油漆桶,没收了竹节管和蟋蟀网,我虽然抗争,但总就是成为表哥他们的“替罪羔羊”。那次不仅没有抓到蟋蟀,反而赔上了全部“装备”,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给我留下了少年时候的重大的挫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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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挫折归挫折,还是不后悔,每年夏秋时节玩蟋蟀,还是照常进行,那是一种充满天真童趣的游戏。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养蟋蟀,给小虫喂些平时吃的饭粒,天天更换蟋蟀盆内一个小水盂里的水。还将自己喂养的蟋蟀拿出去与别的伙伴的蟋蟀“斗”。斗蟋蟀前,交战双方要掀开盆盖,先展示一下将军的雄姿。为了防止它们临阵逃脱,必须在掀开盆盖后罩上一张竹边绷成的园网。这样一来既能让大家一览无余,又不使盆内的格斗士有隙可乘。引小虫开牙的牵草装在一个园形的筒内。打开筒盖后,把手里的筒子轻轻一抖,里面便窜出一簇黄牵草。奇怪的是,不但这些金黄色的牵草根根一样长短,竟连草端的绒绒头都是一斩齐的。从里面随便挑一支,像捏毛笔似的把草横过来,让绒绒头对着将军的两颗大牙轻轻一引。这时本来已经技痒难熬、跃跃欲试的将军便立刻张开两个蟹钳似的大牙向敌人冲了过去。

在那个时候,每年八月以后,上海天气逐渐进入凉爽的秋季,就是斗蟋蟀的季节。这种以草激怒自家大将,去攻击对手蟋蟀的活动,让许多上海人十分热衷,并且蔚为传统。我们去买蟋蟀,总是要走很多路,到市中心人民广场附近的卖蟋蟀摊贩处去选购。卖蟋蟀的小贩一般都把摊头摆到马路对面篱笆边的树荫里。他的货色小部分在一个有开口的木箱中,大部分在一个旧麻袋里。我们小孩子围住他要看货色时,他便伸手到麻袋里去摸出一节小竹筒,然后挖出塞在一头的烂棉花,把竹筒的口子捏在手里轻轻一摇,一个小虫便到了他的手中。这时他再用另一只手打开一个土盆盖子,把手中的小虫朝盆里轻轻一扔,我们便看到他卖的货色到底好不好了。卖蟋蟀的小贩经常赤膊,胸前的肋排骨像搓衣板似的根根突出。他咧着嘴,两颗焦黄的大门牙咬着一截正在冒烟的劣质香烟。从他那里一角钱可以买到好几个这样的竹管筒。当然,这些都是打闷包的统货。竹筒内的虫儿是好是坏,全凭你的运气。因为小贩也是从别人手里批来的。

从竹管筒里倒出来的统货,运气好时也会碰到个把被捉虫人忽略的漏网奇才。两军对垒时,必须在一个空盆内填一张草纸,然后把双方的将军请进场。这草纸铺地的园盆便成了它们驰骋厮杀的沙场。斗蟋蟀,为什么会引得那么多人着迷?因为两虫相斗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太惊心动魄了。开斗后,强者扬着两根又长又软的触须直奔过去,张开双钳紧咬住对方,猛冲猛打,转眼之间就把对方逼入死角。弱者抵死反击,敌进我退,声东击西,忽而虚晃一枪,忽而拖刀而逃,然后暗施回马枪,给追击者致命一击。鏖战激烈时,只听见铺在盆内的草纸沙沙直响,不啻两军在战场上来回厮杀时的马蹄得得声。这时候搏斗双方就像一对拳击手似的一会儿追打到这条边线上,一会儿又被逼退到那边围绳旁。有时候它们又像古罗马角斗场上的奴隶,拼斗到后来杀红了眼,不顾一切地进入疯狂状态,终于豁出了性命。所以往往斗到后来,有的被撕破翅翼,有的被咬拐了腿,有的则掉了半边门牙……有此可见战斗的惨烈程度。斗到最后,终于丧失斗志的一方,不是没命地鼠窜奔逃,就是被逼急了,干脆一跃而起,跳出盆外,落荒而去。于是得胜者便站在盆中间,摆动着长须,得意地一声声鼓翼长鸣,宣告自己的胜利。那副得意劲儿,跟拳击场上的胜者高举一臂接受观众欢呼的模样没有什么两样。从战场上侥幸保住一条小命逃回来的失败者大都晚景凄凉。它们往往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自信,灰溜溜地像得了忧郁症似的打不起精神来。我们小孩子便把这种斗败了的蟋蟀称作“败鬼(沪语读居)财即”。凡是斗败过一次的虫儿就再也不敢、也不肯上战场去格斗了。有时为了重新激发这些败将的斗志,唤醒它们的求生本能,我们便把这种小虫捏在手里向空中抛去,落下来时用手接住,这样连抛几下,用这种强刺激的办法,把败将们震荡得五脏六肺翻倒,在空中忽下忽下腾云驾雾,这么一来,很可能会把残留在它们脑细胞中的失败因子连根拔出来,驱逐出去。经过这种震荡疗法后的小虫再回到战场上去往往又能重振雄风。

与这种好斗的雄性蟋蟀相比,雌性的蟋蟀往往不太引人注意。这种虫的屁股上比两根“枪”的雄虫多了一根“枪”,拖在中间的那根最长的“枪”就是雌蟋蟀的输卵管。上海人把这种雌虫称为“三妹子”。“三妹子”不声不响甘愿服雌,从不参加斗殴。它们头小身大,翅翼黄黄的,看上去远没有雄虫那么油光乌亮。我们假如从小贩那儿买来的竹筒中倒出一只“三妹子”,便觉得很晦气,把它随便朝那个土盆子里一丢了事。后来知道,真正会养蟋蟀的高手对这些“三妹子”是绝不等闲视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蟋蟀的角斗也是饲养者多方面知识的竞争与较量。别以为这小小的秋虫胜负之争,只是它们好斗的本能和细微力量的单纯较量,其实个中所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绝不是平时放几颗粥饭、倒几滴水,到时一斗就了事,它要涉及诸如昆虫生理知识、地理环境知识、天时气候知识、医药理论知识、食品应用知识,甚至于兵法战策方面的某些知识,可谓决胜咫尺间,“功夫在诗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吧,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使得虫迷队伍日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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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的名人雅士都玩养过蟋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北宋的东坡居士苏轼、名僧佛印大和尚、山谷道人黄庭坚、元代大画家云林叟倪云林等。他们不但是养虫的行家里手,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关此道的精辟理论,至今仍为众多的养虫者所推崇。

确定地说,斗蟋蟀这一娱乐活动,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安定昌盛、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种具体反映,是社会文明需要的产物。试想在刀光剑影、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人们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或者说百姓终年穷困潦倒,平日里连饭都吃不饱,谁还会有玩虫的雅兴呢!斗蟋蟀正是人们充实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观看蟋蟀的格斗,能够从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使人们争强好胜的原始本性得到满足。平时人们为生产、工作、学习、生活而操劳忙碌,终日不得空闲,偶有闲暇,几位虫友相聚一堂,香茗一杯,或谈养虫心得,或论选蛩秘诀,或说调理方法.或言斗蟋趣闻,其间盆中蟋蟀偶尔发出瞿瞿呜叫之声,悠哉游哉不亦乐乎。“文武之道,一张—弛”。这既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精神生活,又加深了相互之间的情感,使得由于快节奏的生活而日趋冷淡的人际关系得到维系和发展。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许多人“玩物”不但没有“丧志”,而且从某些侧面促进了他们的事业发展。就象佛教教义中所说的那样,事物本身是没有主观能动力的,而是受驾驭和驱使它的人所左右,归根到底还是人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养虫是为厂丰富业余文化生活,那么它就是一项非常高雅有趣的娱乐活动,如果借玩虫之机,大肆赌博敛财,则有另当别论了。

(部分内容曾经在拙著《上海街头弄口》发表)


 

仲富兰

2011年88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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