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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4)传播学面临中国本土化的重构  

2008-07-31 09:44:00|  分类: 学习札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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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4)传播学面临中国本土化的重构

 

    与民俗学一样,传播学也是一个“舶来品”。传播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在西方社会不过一百来年。在中国,它的发展还不到三十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具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它的研究范围、方法、应用层面、概念及基础理论都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其它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相比,传播学缺乏恢宏的理论,也没有很多触类旁通或发人深省的洞见。可是由于传播科技的长足发展,社会日趋复杂,加上地球村的逐步形成,留心社会发展的学者,不得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组织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及文化与文化之间日趋频繁的传播活动。

    尽管传播学被引进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比照西方学者的说法,给传播下了上百种定义,并且各执一词。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定义之间都还是有一定的联系。首先都承认传播的内容是信息,其次都肯定了传播者、受传者和信息是传播的基本条件,再则把传播看成人类的社会本质,强调目的性,而不同的恰恰是从传播的不同功能出发的。政治家强调传播的定义时注意劝说的较多,很大程度上是把传播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舆论和主观色彩很浓,又具交流思想的性质,换言之,主要是从传播者角度考察和分析传播的;社会学家强调反应和互动的较多,因为他们认为传播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所以对传播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负功能比较担忧;心理学家从影响的角度给传播下定义,强调传播对一个人心理过程的影响,他们主要是从受传者方面考虑的;文化人类学家强调的则是娱乐和文化交流。具体地说,每一种定义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很大程度上是从各个研究方面来给传播下定义,存在价值取向问题。因此,要给传播科学地下一个定义,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把传播当成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以对传播现象进行全面考察。

就传播的一般事实来说,它是信息在时间或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这是因为:(1)传播的信息本质。传播是信息的流动,信息是传播的材料。没有不带信息的传播,没有不带传播性质的信息。信息是传播行为实现的前提,传播是信息流动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如此,自然世界亦是如此。冰融带来春天的信息,叶落预示冬天即将来临。(2)信息的可流动性。测度传播过程发生的方法,就是信息从甲方(传播者)传到了乙方(受传者),除此以外是无法证明传播过程的。事实上,信息不流动,传播活动就不能成立。信息的静止表明了传播的静止。问题是在传播过程中,有时可以明显地发现信息的流动。但有的传播过程则不明显,如人的内向传播,过程显然并不简单,同样要经过信源、传播者(I)、媒介(大脑)、受传者(Me)的程序,最终达到自我调节行为的目的,例如:“我每想到他便心跳加快”,这种传播是在“我(I)”和“自我(Me)”或“抽象的我”和“肉体的我”之间进行的,信息从“我”移到“自我”。因此可以说信息的流动是传播实现的标志。(3)信息的可转换性。信息可以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物质信息可以变为文字信息。一切信息都可以变为语言符号系统。例如:自然环境里的电闪雷鸣表明风雨欲来,我们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可以用电影、电视来表现;图片可以通过信号系统进行传递,如传真。信息可以转换,使得传播可以用不同的结构、形式和媒介进行。[1]

    传播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和变化,不因为信息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具有时间的储存性和空间的传播性。信息在时间上的储存,不会因为时间流失而消失。例如人类的文化遗产通过文字,流传至今,使人类能够通过这些信息纵观历史。信息在空间上的传播更不是鲜为人知的,我国古代的烽火台,就是信息在空间传播,江湖河海的各种信号灯指示着船的航向。其他如人与人的信息传播(球场上用手势表示各种内容),人机信息传播(人控制人造卫星)、机机传播(计算机控制人造卫星)。

  在美国3000多所大专院校里,设有传播学专业的有700多家,占总数四分之一。这种发展只是大约50年间的事。在中国大约1000所的大学里,也有200多所设有新闻传播的院系,大部份是最近10年建立起来的。

  美国传播学奠基者之一的施拉姆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回顾美国传播学发展时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传播学才出现不假外来的情况;原有的新闻系、广播系、语言学系及电影系,开始训练自己的博士生。这些学系也慢慢加上“传播”的名称。1948年,伊利诺大学成立第一所以传播命名的研究所,1956年史丹福大学亦成立同名的研究机构。传播学在美国是一门显学;1997年之时,修读新闻传播学系的本科学生总人数达到141,006人,此数未计不设新闻学训练的传播学系。[2]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学者对传播学的兴趣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共20多人参加。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原因,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再被批判不讲阶级斗争。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引发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企业及管理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中国大陆的新闻院校加入传播学课程及名称的情况也日渐增多。1997年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换言之,传播学的大学教授将不再须要从外系聘来。“传播学在中国”的讨论在近年也热烈起来。

    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的讨论,此起彼落,十分热闹。尽管传播学较早传入中国的台湾及香港,“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台湾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当时由于港台两地的传播学者为数甚少,“传播学中国化”的工作举步维艰。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刋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亦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是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 (AMIC) 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着。惟是它在区内区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2000年国际媒介传播研究协会 (IAMCR) 在新加坡举行年会,汪琪在会上回顾亚洲传播学发展时指出,“时至今日,极少传播理论可毫无疑问地被赋予‘亚洲传播理论’的卷标”。换句话说,亚洲地区的传播学并未真正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来。

    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这一课题的开展研究。经组委会商定,决定先通力合作写出一本概论性著作,1997年12月,历经主编与作者的反复协调、作者几易其稿的努力、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终于使这本勾勒出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得以《华夏传播论》问世,1997年10月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海峡两岸30多位学者首次合作推出的传播学专著。《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



[1] 参阅戴元光《传播——人的本能》,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电子版图书

[2] 李少南《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与思考》,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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